其不合理性则在于，导致具体规则的形式化适用，并使法律适用及其结果偏离了法律选择的合理考虑。
到汉唐时期，律学概念体系基本形成，这标志着中华法学的成型成熟。形成人民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
对权利和义务范畴的分析表明，权利和义务的形式和内容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法制（法治）的进化而演进的。论证了21世纪的中国法律学（部门法学）既要重视法律条文、法律规则、法律行为、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法律程序等法律范畴，又要重视作为法律和法律制度精神内核的法理。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发展法学的交叉学科，一方面，要突破以往按照法学二级学科设计重大研究领域和重点选题的习惯做法，着力打破法学内部的学科壁垒。从人类历史上看，无论是新秩序的支持者，还是旧秩序的维护者，人们总是试图凭借法理来支撑特定的正义话语，将自己拥护的社会制度和行为称为公正的。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面对社会发展和法律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和新需求，发展新兴学科是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重要任务。{20}302，313信息公开有助于让整个用枪事件公之于众，让警察用枪的程序接受社会的广泛监督和检验，不仅能督促警察提高用枪的审慎程度，而且也可减少警察与普通民众的对立，为今后的警察用枪执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从以上案件类型可以看出，警察用枪问题，既涉及到枪支使用规范的严格设定，又涉及到警察自由裁量的必要性及合理性。裁量权过大容易被滥用、不受控制，而裁量权过小则会导致警察畏惧用枪，无法实现警察配枪制度的既定效果。质疑者提出，除了击毙，警察有无其他方法制止方某驾车冲撞他人等。从各国立法的本意来看，设置用枪的事后报告程序并非是为了便于警察部门掌握每个警察用枪的实际情况，而是为了让警察知晓程序上存在严格的内部监督，从而能促使警察谨慎、合法地使用枪支。
国家应通过立法明确枪支的持有、保管、使用对象，并细化相应的法律程序，且立法层级应提高至法律层面。适度原则通过手段行为追求行政目的实现或至少有助于行政目的的达成，它体现了行政手段与行政目的之间的客观联系，要求实现目的的手段必须适合于达成行政的目的。
2013年，酒醉的广西民警胡某进入被害人蔡某、吴某(孕妇)夫妇的老牌螺蛳粉店要求出售奶茶被告知没有后，胡某持枪射杀二人致一死一伤。遗憾的是，现阶段我国的相关立法理念上，便利管理主义占据上风，这不仅曲解了立法本意，且未考虑实际的可操作性。几乎所有国家(地区)有关警察用枪的后续手续中都设置了内部报告制度，只是程序的繁简不同而已。{23}167-177 鉴于应对信息公开当中存在的诸多不作为，警察部门需要建立相对专业的危机公关处理团队，做好包括临场用枪危机事件的应对预案：(1)对于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除了要本着迅速及时、坦诚公开的原则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准民心之脉，知道公众的负面情绪是针对着什么，所谓危机沟通其实就是要处理人的情感。
2012年，深圳警方办案过程中鸣枪示警无效后开枪自卫，致附近一名候客出租车司机被误伤死亡。如前所述，我国警察机关对于警察使用枪支讳疾忌医，为防止枪支管理出现问题，一般都由专门的机构对枪支弹药进行统一严格管理和审批，对一线部门的枪支弹药发放数量是十分有限的。偏重限制用枪而不是侧重引导规范用枪的制度设定，背后其实是立法理念在起作用。比如辽宁盘锦事件发生后，许多网友认为当事民警被浇了汽油、生命面临威胁不算什么，甚至有网友评论：警察就那么脆弱？拿点镰刀，拿点汽油，就吓得开枪……也有网友虽认可当时确实处于局面失控状态，但却推崇警察可以不顾自身生死及时阻止。
警察用枪如涉违法，稍有不慎即可能引发社会强烈的反响，质疑警察用枪的合法性，从而损害警察执法的公信力。详见杨建顺：《行政裁量的运作及其监督》，《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
此外，还应当建立合理的信息公开制度，增进公众对警察用枪专业行为的理解与信任，提升警察用枪行为的正当性，提升警察执法的总体公信力。国务院制定的《公安机关督查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督察机构，负责对本级公安机关所属单位和下级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和遵守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对上一级公安机关督察机构和本级公安机关行政首长负责。
四、警察用枪裁量权的事后规范程序 合理的警察用枪前置程序的设置有效地保障了警察敢于用枪、如何用枪的问题，同时也从制度设计层面体现了对警察用枪的严格监管。比如前文提及的辽宁盘锦事件中，警方与地方政府除了公布简单的案情通报和调查总结外，再无更多积极措施应对舆论和公众的质疑。但是纪委监察、法制部门参与调查，给人的先入为主印象就是对警察用枪展开调查意味着可能存在违纪违法行为。怠于行使用枪裁量权的情形在实践中较为突出，这是值得予以重视的。国际上，警察武力使用手段相应分为语言引导、语言控制、徒手控制、警械控制、杀伤性武器使用五个层次。现阶段特别是网络作为媒介的现代信息传播途径无孔不入，一旦缺乏主流媒体的正面发声，就只能任由小道消息在公众中流传。
(3)使用枪支时采取的警告措施。比如日本《警察枪支使用及处理规范》第7条明确规定了警察鸣枪示警程序，当警察认为鸣枪属于制止犯罪嫌疑人行为的适当、必要手段时，可向天空等安全方向开枪。
{15}32同样，怠于行使行政裁量权，也是不能允许的。{17}2.而在英美等国及我国香港地区，立法均未明确警察鸣枪示警。
我国警察用枪的案型，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第一类是警察出于个人违法目的或动机，私自使用枪支导致的杀人或伤害事件。在当今中国复合相互依赖的条件下，公民社会与网络行动呈现相互建构的特征。
从根源上来讲，法律设定警察用枪权力，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公共秩序与社会安宁、捍卫公民权利，{8}{9}用枪不当虽然可能容易反过来侵蚀公民权利，但同时，设定警察用枪权又是法律不得不接受的一种必要的恶。警察用枪的立法，应由管理型、约束性立法向引导性、规范性立法转变。另一方面，社会维稳任务日趋繁重，加上有些执法部门的公信力日益受挫，除民众亲眼目睹的警察用枪外，对于某些执法中的用枪，非现场的群众可能基于偏见或误信，也往往会质疑警察用枪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甚至公众舆论对警察用枪的评价可能偏向负面。二是当时的立法者并未意识到枪支作为重要的警用装备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中的重要作用。
2010年3月，广西一民警在处置酗酒袭警事件时为控制局面鸣枪示警，意外致伤一名在五楼观看的男子并致其死亡。鉴此，制度设定既应当能够规范警察用枪行为，保障警察用枪完全合法，又应当能够保障警察安全，保障警察能够高效处置突发紧迫犯罪或者犯罪威胁，还应当能够引导警察合理审慎正当使用枪支，实现安全性、合法性、高效性和审慎性的统一。
所属公安机关应当视情指派警务督察部门进行调查。依照《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佩戴使用枪支规范》的规定，警察用枪后应立即向所属配枪部门主要负责人口头报告，并在完成任务后24小时内，向所属配枪部门提交书面报告。
警察特殊的履职场合决定了法律必须赋予其合理的用枪裁量权，构建警察用枪的制度化保障机制，消除警察履行用枪职权的后顾之忧。我国《枪支管理法》5条规定：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机关的人民警察，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和担负案件侦查任务的检察人员，海关的缉私人员，在依法履行职责时确有必要使用枪支的，可以配备公务用枪。
{12}警察用枪必须以相关的法律规范作为基本的行动准则，即无论何种情形下拥有和使用枪支的警察必须出自法定的授权、形式和程序，形势危急和裁量权发挥不应以违法为对价。我国《立法法》8条第5项也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必须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使用Google搜索同样词条得出的结果是约701万条。政府不可能对于国家的所有领域进行干涉，他们的能力终归是有限的，尽管他们有机会做得很好，但不意味着只有政府才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
{6}可见，由于行政执法面对情形的纷繁复杂，因而寄希望于单纯凭借立法约束或者事先设定制度完全控制警察行政行为的想法，恐怕只能是理想状态。从根源上来说，一项行政行为的水准最终取决于公共官员的素质和传统。
第二类是警察在日常工作中违规或不当使用枪支导致无辜人员伤亡的案件。(三)现场警告程序 警察开枪前的警告是指警察对违法行为人发出的要求其停止暴力侵害或停止逃跑的告知和警示。
更为保守的做法在日本，它们认为射击逃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合法的，警察和平民都应对任何所造成损害大于所避免的伤害的自卫行为负责并受到惩罚。比如，我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1条规定：为了保障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正确使用警械和武器，及时有效地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警察使用枪支的出发点是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实践中出现的诸如滥用警力甚至佩戴枪支强制征地拆迁等情形，显然违背了相关立法目的。
